汉江流域（襄阳）装备工业博览会开幕 国内外200余家装备制造业企业参展

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揭示了基本权利国家义务的理论基础。

这里可能存在宪法价值上的界限，如不能解决宪法上的价值问题，安乐死的合法化仍然无法获得正当性的基础。〔14〕前注〔2〕，邱仁宗书，第180页。

〔[14]〕当然，对这些伦理依据应该与安乐死的具体类型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参见德国宪法判例研究会编：《尖端科学技术与人权》，日本信山社2005年版，第34页。由于在生命权问题上自我与共同体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各国对自杀、安乐死以及器官移植等采取利益衡量标准，并制定了不同的程序。2004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对7000起荷兰出现的安乐死死亡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在这些案例中不少医生和亲属联手操纵老年人和病人。而反对安乐死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两个国家承认其合法化的事实充分说明，其立法的复杂性与风险程度是非常高的，如不能在理念、制度与程序上足以防止可能的权利滥用现象，放慢立法步伐也是值得肯定的。二、安乐死与生命权价值围绕安乐死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争论，大体上分为赞成与反对两种观点。【作者简介】胡建淼，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浙江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3)三者针对的案件类型不同。另据广东高院反映， 2000年至2006年，广东全省法院审结一审行政案件37143件，其中经法院协调结案的有5000余件，达到15%以上。在行政诉讼中，法官超职权调解可能形成对原告或对被告的压制，其危害后果会比民事诉讼更严重。2、坚持当事人自愿为基础。

在调解过程中，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2)三者开展的方式不同。

据此，在《行政诉讼法》尚未颁布，《民事诉讼法(试行)》施行期间，行政诉讼是适用调解的。三、法规范学的分析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3)协调和解的方式呈现出一定的行政化倾向。协调过程既可以由法官主持，也可以委托其他机关和个人主持。

协调比调解在用语范围上更为宽泛，表现方式上更为多样，法律属性方面也更为模糊{9}。事实上，根据诉讼法学上的解释，和解是罗马法中无名契约的一种。参见章剑生:寻求行政诉讼和解在法律规范上的可能性———法律解释方法之视角，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2期。四是建议可以在诉讼程序启动后，作出裁判之前的任何诉讼阶段。

鉴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行政诉讼的目的之一，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司法审查职能不可或缺，完全脱离法院监控视野的诉讼和解于法于理皆不可行，因此，笔者认为，从规范意义上讲，行政诉讼和解无法反映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职能作用，不宜确立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22}赵旭东:理性看待法院调解的强制性因素，载《法学家》2007年第6期。

如对于重大、复杂或者群体性的行政案件，往往寻求上级机关支持，包括党委、人大以及上级法院、上级政府，目的是借助上级机关的权威来增强协调和解的可行性。行政诉讼中调解处理纠纷与行政诉讼中法院可以进行协调，做协调工作，意义并不相同，重点更是相异{8}。

笔者认为，这四方面的要点可以涵括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基本特征。(2)协调和解的过程并不遵循诉讼程序的规律。对一些重大疑难、影响较大的案件，要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支持和上级行政机关配合，邀请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协调。(二)行政诉讼和解的依据2008年1月14日，最高法院颁布《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撤诉规定》)。有学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无论是和解、协调还是协调和解，当它们在法院主导下达成，并作为终结诉讼的理由时，其实质就是调解。{11}章剑生:寻求行政诉讼和解在法律规范上的可能性———法律解释方法之视角，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2期。

要通过推动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为协调、和解提供有效的沟通平台。如山东高院提出，在协调过程中，要监督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诉讼协调是一项司法行为，诉讼和解是协调成功的成果，诉讼调解是诉讼协调与诉讼和解的融合产物。5、扩大协调范围解决纠纷。

行政诉讼上的和解是有关当事人为解决争议终结行政诉讼而达成的一种协议。三是被告已经改变或者决定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

而民事诉讼调解有着一系列相对完善的法律依据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结合实证调查的情况，最高法院的文件要求既是对各地法院实践经验的提练，又是对各地法院实践探索的规范，是各地法院开展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基本依据。(三)调解是相对成熟和完善的诉讼制度，可以在行政诉讼中参照适用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立法解释，法院调解，又称诉讼中的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时，双方当事人在自愿接受调解的前提下，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审结方式。[4]持此类观点的有河海大学法学院邢鸿飞教授和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陈高峰庭长，见‘行政诉讼协调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http: //www. hicourt. gov. cn/homepage/show4_content. asp? id=17018，访问日期: 2011-01-08。

【摘要】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已经成为共识，但目前存在调解、和解以及协调和解三种概念表述，需要加以梳理与辨识。二是认为调解和和解存在法院介入程度的区别，调解的法院审查强度大，而和解是当事人自主行为，以及协调强调的是法院的联络活动，而调解重点在于落实当事人意愿。

事实上，凡是属于公共权力范畴的事物，无不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合理的强制是有益的，能够实现社会效益和主体利益的双赢{22}(P·100以下)。各地法院的实践探索及最高法院发布的规范依据，都表明人民法院是行政诉讼和解的主导者，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

该《意见》指出，要善于运用协调手段有效化解行政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如成都中院做法是，从立案开始直至裁判之前，对诉讼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尽量为当事人创造协调环境，促成和解。

二是由人民法院出具行政协调和解书，由当事人在该法律文书上签字生效，但碍于现行法律的限制，只有极个别法院有所突破。(4)协调和解和和解的结案方式最终表现为原告经法院准允撤诉。这样做，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提倡的，但这并不是民事诉讼上的调解。(7)协调和解案件占结案总数的比例不低，说明通过法院协调，促成当事人和解已经成为法院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方式，协调和解在完善行政争议解决方式多元化建构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可以在诉讼程序启动直到裁判作出前进行。3、协调和解贯穿诉讼始末。

从规范依据来看，协调和解的范围最为宽泛，在人民法院主持之下，参与协调和解的主体还有其他机关或个人，甚至包括上级行政机关、上级法院乃至党委。{18}章剑生:寻求行政诉讼和解在法律规范上的可能性———法律解释方法之视角，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2期。

而调解的结案方式则是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早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前，行政诉讼调解的表述及相应的理论探讨就应运而生。